2003年我就遇到一件讓我一生難忘的事——
香港老板王先生，76歲。1994年，當他事業如月升天的時候，生了肝癌，香港瑪麗醫院為他進行了手術切除。9年后，肝癌復發了。癌腫有二個，一個在右肝頂部，靠近橫膈，另一猶如茄子一樣懸于肝下方，周圍是腎、結腸和十二指腸。老先生同時患有糖尿病，雖然在服降糖藥，但血糖卻一直控制不理想；又有前列腺肥大，每小時一次小便；血壓又高。賢惠的太太走遍了香港的醫院，遠在美國的兒子在美國到處咨詢，幾乎一致的意見是：手術切除雖然可行，但風險太大。
2003年 2月13 日的香港《東方日報》刊登了我院救治惡性畸胎瘤患兒銘仔的消息，讓王先生看到了生存的希望。2003年3月初，他來到我院，要求為他進行氬氦刀冷凍治療。
王先生的兒女兩個在香港，兩個在美國，十分孝順，為父親的病，操透了心，深怕因醫療不當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，堅決要他回香港治療：“即使治不好，也心甘情愿，因為香港的醫療條件是世界是最好的。”
王先生說：“我就要在廣州治療，我相信這里，死也要死在這里。”
王先生的兒女找我們了。親自找，打電話，發傳真，發“email”，講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：“這樣的高齡、重病在身的患者，香港的醫生不敢治療，你們敢承擔責任！”最后下了用英文寫的“通帖”：“你們必須放棄對我們父親的治療，我們已決定馬上讓他回香港......”。
王先生年輕的太太，終日陪伴在身邊，沒有明確表態，私下對我們說她“夾在中間，左右為難。”王先生發脾氣：“我治病由我決定，誰也不能代替我。”他用上海話對我說：“我是上海人，儂是江蘇人，阿拉是同鄉，我相信儂格位老鄉。”
那是一天晚上9點多鐘，我坐在辦公室里，腦中一堆亂麻，形成不了頭緒。我找來王先生的主治醫生、我院副院長牛立志博士，他剛在病房看過王先生。他一進辦公室，沒等他講話，我就談了我的意見：一，動員王先生出院；二，建議他轉院，找外科醫生開刀吧。牛博士沒有當場反對，但他的目光流露出他不一定同意。
當夜我失眠了。我一直在想：也許我年齡大了，思想保守；也許我考慮醫院和自己太多了，明哲保身......。
第二天早晨剛上班，牛博士來到我辦公室，坦白地說：“院長，我不同意你的想法。”接著談了三點不同意我看法的理由：第一，王先生不可能耐受手術，如果能手術，香港醫生早為他開了。他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前列腺肥大，手術后的“關”過不了；第二，王先生的肝癌，雖然是復發，但只有兩個，邊緣較清楚，局部治療不困難；第三，除了肝內腫瘤，其他器官都無轉移，如果能控制肝內病變，他再活10年沒有問題。
我內心同意牛博士的看法。我問他如何說服王先生的兒女？牛博士說：用真誠，用行動。他眼中噙著淚花。我穩了穩自己的心態， 說：“牛博，快去制定方案吧。按你的意見辦，有事我負責。”
牛博士組織醫生仔細研究了老先生的病情，制定了三步治療方案。王先生對我們的方案，極力支持。他的子女把這計劃發到美國，他們有朋友是醫生，那邊回答“這一計劃可能是最好的選擇”。子女勉強同意，但需等王先生在美國的大兒子回來。
一周后治療開始，第一步治療肝內復發灶。在超聲引導下經皮插入冷凍探針，作2個輪回冷凍-復溫。治療過程中，沒有全身麻醉，王先生不斷與手術操作的醫生談自己的感覺。
那天，王先生一家5-6口全部被破例允許進入CT室外間，隔著玻璃窗，清清楚楚觀看了全部治療過程。那場面，心理脆弱的人肯定難以承受！對于王先生的親人來說，每一個治療操作都帶來切膚之痛，而帶給我們這些醫務人員的，則是責任、風險和成功的期望。最后，無論是誰，都松松的喘了一口氣：治療成功了。整個治療過程中心電監護顯示：心率70次左右，血壓140/90上下。
當晚10時，我來到病房，只見緊張了一天的牛博士仍坐在專家室辦公桌旁，面前放著王老先生的病歷，旁邊放著吃了一半的盒飯，也許他是在思考下一步病人的治療，也許是在回顧下午的治療過程。我沒有打擾他。
幾天后，第二步重點治療肝下的腫瘤。操作在CT引導下進行。與第一次不同，上次的穿刺針很細，而這次穿入的冷凍探針有5毫米粗，只要稍一疏忽，或稍微偏離方向，就會誤穿腸道；而且冷凍范圍要不大不小，太小不能達到治療目的，太大會發生“冰球”裂開，導致大出血的嚴重并發癥。牛博士先用刀尖刺破一點皮膚，按照預先測量好的穿刺角度，屏住氣，將冷凍探針慢慢地、慢慢地插入肝下部腫瘤，CT上清楚顯示探針頭部正巧位于瘤塊中心。接著冷凍-復溫，重復兩個輪回。
一個月后，王先生從香港傳來CT復查報告：肝內上部的腫瘤無存活征象，肝下部腫瘤縮小2厘米。肝功能化驗：比以前明顯改善。
接著，王先生來我院順利接受了第三次治療。他、他的太太、兒女和我們醫務人員終于達成了完全的共識。
兩個月后的一天早晨，我在深圳家中休息。王老先生打電話來，要我到深圳一家酒店相見，說他的兒子專門從美國來深圳看我。一見面，一位壯實的中年男子一下子抱住我，滿臉都是淚，不停的說“Sorry，Thank you”，又用中文說：“院長，我們小輩委屈你了。”原來他是王老先生最小的兒子，王老先生治療時他沒有回來，而治療前，正是他從美國發來好多Email，要求“停止治療”。作為人父，我當然理解做小輩的想法和心情，我看到的只是一片小輩的孝心。我們不能責怪孝心產生的困惑。
2003年5月3日，香港《東方日報》刊登題為“漂白水大王”文章，表揚王老先生夫婦在抗擊沙士中捐獻大量漂白水給香港社區。2004年5月，王老先生夫婦在香港他的公司接待我，看了他的肝臟CT報告：腫瘤穩定。我叮囑他注意心臟問題。一年后，他突然去世，他的太太來信說，他沒有“聽話”，天天忙于公司業務，最后心臟病發作了。
